
來源:國家信息中心 電子政務
當前,以大模型、智能體、具身智能、類腦智能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正在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自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行動概念以來,“人工智能+”已引發全球學術界與實踐界的廣泛關注,國際頂級期刊如HBR、JBE、CAR與JMIS等,紛紛開始聚焦人工智能應用研究,涵蓋從智能決策支持到組織行為變化,再到政策舉措創新和激勵機制優化等多方面。
面對人工智能從實驗探索階段邁向價值創造階段和商業化規模化應用落地的關鍵時點,2025年8月,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將“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發展范式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從國家層面對各行業各領域人工智能應用創新發展做出頂層設計,明確提出要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促進生產力革命性躍遷和生產關系深層次變革,積極培育更為活躍的智能經濟,加快打造更有溫度的智能社會,推動全體人民共享人工智能發展成果,更好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在此背景下,進一步厘清“人工智能+”的概念內涵、作用方式和發展目標,深入探究促進“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已成為兼具時代需要緊迫性、理論創新必要性、應用實踐重要性的關鍵議題,對于更好發揮人工智能技術優勢,深化“人工智能+”政策措施,推動人工智能全面賦能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本文基于技術和政策視角,探究了“人工智能+”概念內涵的四重遞進邏輯,分析了以“人工智能+”為戰略導向的中國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現實基礎、重點行業和政策體系,以期對理論研究、業界實踐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參考。
一、“人工智能+”的四階演進邏輯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從理論探索創新走向商業化規?;瘧?,其概念內涵和作用機理持續演進,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融合廣度和深度不斷深化。從最初“人工智能”的理論創新和技術突破,到以場景適配和融合賦能為主要方式的“+人工智能”,再到以產業變革和模式重塑為基本邏輯的“人工智能+”,乃至最終以范式重構和無限創造為發展目標的“人工智能+”,其發展演進路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項漸進式、遞進式、階躍式過程。準確辨析“人工智能+”概念的四階演進過程,不只要從概念本身的內涵外延加以界定,更要精準把握“人工智能+”的作用方式、主導力量和發展目標。
人工智能基礎理論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是發展“人工智能+”的零階原點,此階段的主要特征是以科研機構和人工智能相關科技企業為主導力量,更為關注加快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感知認知能力、自主決策能力、理解推理能力、行動交互能力、涌現創造能力、泛化適應能力等關鍵基礎能力,但與重點行業領域場景的應用程度較為有限,經濟社會效益較低但創新溢出效應顯著。自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以來,人工智能技術經歷了基于邏輯推理的符號主義、基于神經網絡的連接主義和基于感知交互的行為主義等多元學派發展歷程,正在從傳統感知智能向與真實環境動態交互、準確理解事務運行規律、完成認知決策和自主行動的認知智能方向演進,人工智能技術將為后續推動“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保障。
“+人工智能”是指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引入到傳統產業、業務體系或產品服務之中,更多仍依賴專家經驗研判和數據驅動引導,對現有業務流程和產品服務的融合適配和智能化改造升級,屬于發展“人工智能+”的初階階段。該階段主要將人工智能定義為輔助工具,人工智能仍處于客體地位,其主導力量以行業企業為主,多以促進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綜合成本和改善用戶體驗等為主要發展目標,人工智能技術垂直應用的適配性要強于零階技術能力的創新性。目前,我國大部分行業和領域仍是“舊業務+新技術”,正處于從“+人工智能”向“人工智能+”發展范式的過渡轉換期,其本質是不改變原有業務的核心邏輯與底層架構,是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初階階段,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在高階階段,人工智能將從工具輔助角色向產業底層架構、商業運行邏輯、人機協同協作等方向延伸。人工智能成為價值創造主體的主導因素,將引發科學研究范式、產業發展方式與商業消費模式等方面根本性變革,重構創新鏈、產業鏈和價值鏈。隨著“人工智能+”的深入推進,將會不斷出現由行業企業、科研機構、人工智能企業、系統集成企業等共同形成的“人工智能+”發展共同體,此階段人工智能將成為類似水電一樣的關鍵核心驅動力和新型基礎設施,全面重塑經濟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環節。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將發生根本性轉變,“智能無處不在”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常態,“+人工智能”發展方式將會全面轉變成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將會全面賦能千行百業、融入千商萬店、走進千家萬戶。
不難發現,從“零階”到“終階”的四階演進過程,是一條“人工智能+”從技術內生到外部賦能、從單點應用到系統重構、從全域重塑到無限創造的清晰發展路徑,應持續深化對“人工智能+”概念內涵和作用機理的規律性認識和方向性研判,研究制定適應人工智能技術規律和“人工智能+”發展特征的政策體系,更好釋放“人工智能+”的巨大潛力。
二、厘清三大關鍵問題,加速構建全國一盤棋“人工智能+”政策體系
當前,中國已走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第一方陣。如前所述,“人工智能+”行動核心是在以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千行百業發展的同時,通過“以用促攻”反哺技術進步,其本質主要立足于三方面國情實際。一是技術層面,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基礎理論研究、技術創新發展和工程應用實踐屢次取得重要突破,多個國產大模型、智能體、智能機器人綜合能力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不斷刷新多個國際權威測評榜單,底層框架、先進芯片、軟硬件生態等薄弱短板加速補齊,前沿技術探索取得積極進展。二是產業層面。我國具有產業門類全、應用場景豐富等諸多優勢,為人工智能應用快速部署和推廣創造了良好條件,同時,強大的制造能力也可以快速將人工智能實體化、產品化、商品化,推動人工智能快速走進現實物理世界、釋放強大效能。三是制度層面。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和發展,離不開大量算力、數據、人才等資源的集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強大組織能力和資源統籌能力,為充分調動各類優勢力量、創新資源和生產要素提供了堅實保障。
此輪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尚處于從實驗室向行業落地應用的關鍵階段,處于產業大規模爆發的初期。在此背景下,找準“人工智能+”落地的關鍵細分行業和場景至關重要?!兑庖姟访鞔_了科學技術、產業發展、消費提質、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六大“人工智能+”重點領域,在此框架下,“人工智能+”如何“+”才能發揮最大效益,需要綜合考慮三方面因素。一是技術可行性。人工智能模型研發和技術應用離不開大量語料數據,行業整體信息化、數據基礎越好(比如金融、軟件等),人工智能應用效果就更佳。二是經濟帶動性。“+”的目標,是帶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從這個視角看,輻射面廣且與經濟活動聯系緊密的行業(如制造、交通、能源等)更具發展潛力。三是民眾獲得感。“人工智能+”要聚焦解決各行業領域民生痛點,這直接決定了技術發展的正確性。當前大模型、智能體等技術與消費電子產品、醫療設備、學習機等終端正在加速融合,未來通過在行業應用普及(如教育、醫療、商務等)有望快速觸達每一個人,走進千家萬戶。
“人工智能+”涉及算力、數據、算法、行業、資本、產業、開源、人才、政府等多方面因素,且“人工智能+”與醫療健康、交通運輸、能源資源、工業制造、傳統農業、科學研究、金融服務等行業融合賦能的特點和基礎也多有不同,為此,要深入人工智能發展以及在各行業滲透應用過程中要素資源的配置優化問題,分層分類開展“1+N+X”政策體系設計。“1”即1個頂層設計。《意見》面向未來10年,提出了“人工智能+”的發展目標、重點行動等,明確共識觀點和發力方向,具有統領性作用。“N”即N個行業性指導文件。“N” 即在《意見》之下,細化人工智能在N個重點行業的指導意見、工作指南等,明確各行業“人工智能+”高價值場景、共性能力建設等原則,劃清紅線底線。“X”即X個區域性實施方案。各地區在《意見》和行業性指導文件框架下,結合本地區人工智能發展實際及優勢產業,因地制宜明確區域性“人工智能+”發展方向和重點任務,科學、合理確定產業發展目標。
三、總結與展望
作為下一階段我國面向全社會推動“人工智能+”行動的綱領性文件,《意見》的發布,是促進各方全面領會和準確把握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持續推進“人工智能+”行動精神,快速凝聚技術、產業、應用等各方共識、統一思想,提振行業和地方發展決心的重要一步。未來,還需從人工智能基礎能力建設、模型技術攻關、應用試點示范、財稅支持、人才引進等方面協同發力,著力破解“人工智能+”落地瓶頸,夯實中國特色人工智能高質量發展道路。此外,技術應用帶來的隱私問題、安全風險等也不容忽視,需守牢底線,在新技術、新產品推廣應用同時平衡好發展和安全。
(作者:易成岐,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副處長、副研究員;黃倩倩,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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